二季度以来，经济复苏动能偏弱，市场需求不足矛盾凸显。加之全球贸易投资放缓等，影响我国经济恢复进程。市场期待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增强发展动能，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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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一批政策措施。会议围绕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做强做优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四个方面，研究提出了一批政策措施。

上述会议强调，具备条件的政策措施要及时出台、抓紧实施，同时加强政策措施的储备，最大限度发挥政策综合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对第一财经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依然显著低于潜在增速。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的主要根源之一，就是微观主体对未来的预期与信心偏弱，应及时出台一揽子宏观政策以稳定短期经济增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与防风险政策应该协同发力，以助力中国经济增速的显著反弹。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当前经济总体上保持复苏态势，实现今年增长目标的难度不大，预计后续出台的一系列稳增长措施将合理适度，坚持不搞大水漫灌，注重在稳增长、控物价和防风险之间把握好平衡，并会根据未来外需放缓程度等情况灵活调整。

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

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央行等部门日前的5月份经济数据表明，由于2022年同期疫情好转、基数抬升，5月中国主要经济增长指标同比增速回落，但季调后环比改善，显示经济持续修复，基础仍不牢固。

在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方面，货币政策已率先发力。人民银行在6月13日和6月15日先后下调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利率、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和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10个基点，通过降息释放稳市场强信心信号。随着货币政策调控“先行”，市场也随之期待其他相关领域的稳增长举措。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认为，下半年货币政策将采取总量+结构双重宽松，预计仍有降准、降息，结构性政策工具仍将持续发力。对于降息，他预计美联储可能在四季度进入降息周期，中美两国基本面差+货币政策差收敛，我国将出现国际收支、汇率改善机会，货币政策宽松空间进一步打开，形成降息预期。

财政政策方面，加快发专项债、优化税费支持、实施新一轮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发行特别国债促消费等成为选项。

张明表示，相比于2022年，今年财政政策组合的扩张力度明显减弱。应该考虑在财政政策方面加大扩张力度。可以包括：第一，应尽快明确2023年是否会实施新一轮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其额度多少，其节奏如何。第二，应该保证与去年相比地方专项债的真实发行规模不会发生过大幅度的下降。换言之，今年的地方债真实发行规模应该超过3.8万亿元的目标额度。第三，应考虑发行较大规模的特别国债，并用发债募集资金为中国家庭发放消费券。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盛松成表示，政府主导的基建发力之后，最好也能带动一些民间投资，但现在难度很大。民间投资的难度并不在于融资成本，而在于信心，需要给他们稳定的预期，让他们知道未来政策会怎么样。

着力扩大有效需求

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是困扰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5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7%，增速较4月回落5.7个百分点。如果剔除基数因素从两年平均增速来看，5月同比增速仅为2.5%，较4月回落0.1个百分点，远低于疫情前7%~8%的水平。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商品消费低迷主要受耐用品消费拖累，5月房地产后周期的家用电器、家具类、建筑及装潢类消费两年平均增速均为负；随着汽车销售进入旺季以及部分地区加大补贴力度，汽车销售增速回升，但5月两年平均增速仅为2.1%，低于消费总体增速2.5%。

他认为，消费增速取决于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背后是居民收入和信心。提振消费需要从提高居民收入和信心两方面入手。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6日表示，抓紧制定出台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政策，持续改善消费环境，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稳定汽车消费，加快推进充电桩、储能等设施建设和配套电网改造，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加快实施“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推动能源、水利、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提高居民收入是增强消费能力的关键。孟玮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居民增收方面，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一是落实收入分配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二是推广浙江促进共同富裕十条典型经验，三是上下联动加强居民增收工作。下一步，将依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等平台，形成政策合力、工作合力，持续推动年度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在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方面，工信部、财政部、人民银行6月13日公布《关于做好2023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为实体经济减负。此次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涉及面广，八个方面22项具体任务包括税费优惠、金融支持、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用地原材料成本、物流成本、资金周转等。

受工业企业利润下滑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速进一步下滑。前五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6.0%，涨幅较前4个月回落0.4个百分点，自去年10月以来增速连续下行。王青对第一财经表示，要加大对制造业投资的政策倾斜力度，增强制造业投资韧性。这是做强做优实体经济的一个主要落脚点。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王青认为，将重点包括两个领域：一是，进一步加大房地产行业支持政策力度。在房住不炒、因城施策基调下，积极实施差别化房贷政策，持续引导居民房贷利率下行，适度放宽限贷限购、加大公积金购房支持力度，推动楼市实现趋势性企稳回暖。二是，有效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重点是针对债务风险较高、还本付息压力较大的有关地方和相关主体，有序开展债务置换，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

从5月的数据来看，房地产投资对投资的拖累加大，累计同比降幅连续三个月扩大，衡量行业景气度的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也结束了年初以来的持续回升，5月回落至94.56，仅高于1月。房地产各先行指标比如商品房销售面积、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商品房新开工面积等表现均继续放缓，显示房企信心仍然不足。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在前期积压需求释放完毕之后，居民部门加杠杆意愿不足，房价连续下跌，致使市场销售走弱。而房企将主要精力放在保交楼上，继续拿地和新开工意愿不足，也使投资增速持续下滑，当前市场呈现出“房价跌—销售弱—回款难—拿地下降—投资下滑”的负反馈特征，市场企稳尚需政策加力。

张明认为，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困扰中国金融体系健康的最突出风险之一。目前各地城投公司债券与非标债务均出现了一些风险暴露的迹象。对很多中西部地方政府而言，要完全依靠其自身力量来化解迄今为止积累的存量债务，可谓并不现实。因此，中央政府应对化解本轮地方政府债务进行系统性顶层设计，通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三者共担成本的方式来化解本轮地方政府债务，这离不开新一轮的债务审计、债务置换与债务重组。

“在化解存量债务的同时，要通过更深层次的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调整来避免再度积累新的债务。这就意味着化解方案必须科学、透明、可置信，并能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张明强调，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应该尽快谋划与发力，而不是拖而不决。及时化解地方债务的总成本，一定低于等到地方政府债务出现集体违约并威胁到银行体系安全之后的化解总成本。

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告诉第一财经，经济增长才是最大的化解风险的良方，政策端的支持力度将对下半年经济复苏状况起到关键作用。从长期看，希望能够构建一个新的模式，既能够把经济稳住，同时又能够避免刺激经济所产生的各种副作用，这还在摸索的过程中。